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

THE COMMITTEE OF JIMEI SCHOOLS

陈嘉庚介绍

南侨回忆录弁言

陈嘉庚

余天资素钝,九岁入私塾,十七岁夏塾师谢世,辍学出洋。时已有简单之日报,余仅一知半解。在洋就商之后,对学问事不知求益,抱憾不少。而生平志趣,自廿岁时,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,颇具热心,出乎生性之自然,绝非被动勉强者。念无成绩可纪,故生平未尝记载。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。我国此次国难,为有史以来所未有,南洋千万华侨,对祖国之贡献如何,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,而此后必更消声灭迹矣。抗战胜利后,我国史书即有记载,亦不过略提海外华侨曾捐助慈善救济费若干已耳。至于我南侨如何辛苦募捐,同仇敌忾,抵制敌货。严惩奸商,牺牲苦干,数年如一日,以及祖国战时所需金钱与华侨有如何密切关系,当然无由得知;而后人或难免以为当国家存亡关头,千万华侨不思回国报效,尚在海外逍遥也。余忝任南侨总会主席,所居新加坡为南洋最重要商埠,且曾回国慰劳,对国内政府及战区官长多有接触,对南洋各属侨胞筹款会,更有往来,所以知之甚稔。自新加坡失陷,避匿爪哇,闲暇无事,乃思写此《回忆录》,不但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,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,亦可免后人对今日侨胞之误解也。为记述南侨对抗战之工作,故并余以前些少服务社会之事及南侨概况约略记之。书末复附个人企业追记一篇。全书计三十万言,最大部份为记录南侨襄助祖国抗战工作,次则为余服务社会之经过,再次为个人以前之营业状况。所以补记个人之事,则因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。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。要之余书虽属记载性质,而材料亦甚繁多,然其中固有一贯之根本意见,非杂凑而成书。兹请撮其要点,申述于此,以作导论。

祖国前受制于满清,政治腐败,国弱民贫。迨光复后军阀专横,官僚贪污,农村破产,百业落后。日本乘危打劫侵占东四省,继将进而并吞华北各省。幸英国派员助改币制,统一财政,然所有国内白银,多被政府没收,输往外国,而代以纸币,复于数年间发出钜额公债票。唯因外强中干,债票在市面价值仅五

六成而已。政府财政之困穷,社会民众之贫苦,毋庸多赘。我国各业既落后,洋货复自由入口,满清时每年已入超数万万元,民国光复至七七事变廿余年中,入超近百万万元。我国既不能出产金银,其所以免致破产者,端赖海外华侨逐年外汇输入现款二三万万元,故能抵塞漏卮。外国人以货品出口换金钱,而我国则以华侨人身代之也。

战争之国最需要者人力与金钱。外国逢有战争需要金钱,多是发行公债,向国民息借。我国政府亦不能例外,然政府素乏信用,民众又患贫穷。抗战后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,虽如何极力推销,总不能达到半数。如闽省由中央政府分派八百万元,经省政府悉力强逼,甚至捕人封屋,竭泽而渔,经年以后,结果仅销四百万元。其他各省可以想见。然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,每次五万万元,至民国廿九年,抗战已三年半,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万万元,除首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,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。银行何以有此能力?此则利用华侨汇款作纸币基金耳。

抗战第四年(民廿九年)春据何应钦部长在国民参政会报告,客年全年战费共开出一十八万万元,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归国币十一万万元,义捐交政府约十分之一,余为私人寄家用者,从中南洋约占十分之七有奇,余为美洲等他处。按华侨外汇之款,概是现金,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公例,有基金一元便可发出纸币四元,其信用便可称为稳固。政府如以十一万万元现金,存中外银行作纸币基金,便可发出纸币四十四万万元。除十万万元交还侨眷家费,尚可存三十四万万元,除抵补是年战费十八万万元以外,尚有十六万万元也。

我国自抗战以后三四年中,俄国借助我军火值三万万美金;英国自初开战时,借我现款五百万金镑,以维持国币基金;美国以货物交换,借我值四千五百万元美金之物品;除此而外,未有其他现金资借也。我国战费及政费,所需金钱,既与华侨有密切关系;华侨应如何竭诚努力,以尽职责,大可以救祖国之危亡,次可以减将士之死伤。然若考究其实,则遗憾甚多。南洋侨胞虽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,其中暹侨五百万人被当地政府压抑不得公开援助祖国,而各属侨生约一百多万人则多乏祖国思想。此外,尚有五百万人之众,其中殷富侨领不少,如肯努力提倡,义捐及增寄家信,至少可加一倍。然或以领导不力,或袖手旁观,致成绩有限。故祖国虽遭此空前危险关头,而南洋华侨既众且富,义捐及私家汇寄,犹未及在洋资产十分之一也。

自敌南侵(民卅年十二月)后两三个月,南洋各属地都归失陷,华侨汇款概行告绝,其他美洲等侨汇,亦因香港失守,机关欠灵.阻碍不少。自民卅年(一九四一)以后,我政府既无侨汇现款,可作国币基金,而银行纸币,仍旧增发,以抵政府续发之公债券。加以政治不良,污吏奸商舞弊囤积,由是货物昂贵,战费大增,而政府又不得不增发纸币,以资周转。纸币愈多,价值愈贱,物价亦愈膨胀,此皆由乏相当基金存于中外银行之故,由此更可证明侨汇与祖国之关系。

自民廿九年(一九四○)夏,法英战败,敌乘机侵入安南,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,而东亚方面,中国为战线要冲,将来中美必须联络,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,而金钱与军械,则赖美英供给。故美总统屡派代表,或藉名中国顾问,与我政府磋商,其最重要条件,即是财政公开,政治民主化,避免国内分裂,方能一致对外。经历有年,结果无效。迨至日本南侵,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,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,以为大敌日本,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,而眼中钉之中共,便可乘机制裁,即转一部份军力封锁其边界,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。余久居南洋,对国内政治,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。时中共势力尚微,且受片面宣传,更难辨其黑白。及至回国慰劳,与各领袖长官,社会名人,报界记者接触,并至延安视察经过,耳闻目睹各事实,见其勤劳诚朴,忠勇奉公,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,并实行民主化,在收复区诸乡村,推广实施,与民众辛苦协作,同仇敌忾,奠胜利维新之基础,余观感之余,衷心无限兴奋,梦寐神驰,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。

此次世界空前未有大战后,各国政体必多改革,民治化势力蔓延,决不容野心独裁盘据误国。我国惨遭战祸时期最久,而战后之幸福亦必最大.所获利益亦必最多。兹举其大者而言,对外如取消不平等条约,收回百年来所丧失之国土与各租界,及没收敌人在国内所有业产,至于以前所负不平等外债,亦可脱卸;对内则改革政体.实行民主政治,兴办交通,振兴工业,改善农村,提高文化,注重卫生,以上诸事均为我事事落后之中国所独有也

我国经大战后,民治政府百端维新,而卫生端在首要之列。卫生事项虽多,而最困难最重要之根本,则为住屋问题。我国自来人民生死未有登记,设有登记,其数必甚多,余住新加坡五十余年,自初到时当地政府对卫生已有相当设施,而市民每年死亡率,每千人平均廿四五人。迨至近今廿多年前,(民十年间)市政更大改革,将全市总计划,凡新建屋宅,须照政府计划办理,旧者则逐渐改建,其要点为留街路,留空地,开门窗,留天井等事,目的在使日光空气可以畅达。十余年间改革完竣,而市民死亡率,遂减去十分之一有奇,每年每千人平均仅死十五人而已。余前者回国慰劳,所见城市之住屋街路,大都不合卫生,认为此事极关重要,于民族前途大有影响。各地城乡曾为战区者,其住屋之破坏固无论,即未沦陷之地亦多有遭炸毁者。乘此战后复建之际,各地方政府应就全区通盘计划,颁布合于卫生之建筑规则,使人民遵循,新者全照规定,旧者逐渐改变。从此一劳永逸,他日无须重拆,则卫生之基本已立矣。此事有时间性,逾时即不及,故余特印行《住屋与卫生》一小册,以宣传之,并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以提倡之也。该小册亦附于本书内。

此次胜利国诸大领袖,均有伟大善愿,欲措世界各国于长期和平之前途。然欲达此目的,必须鉴察既往,揣度未来,以公平道义为根据,消除不平及无理之旧状态,方能熄灭战争之导火线,而达到弥兵之期望。就东亚言,安南为我国属土,已有二千一百余年历史,不幸为法国占夺,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。苏美英诸领袖果真有长期弥兵之诚意,必须将安南之法国政权取消,乃能拔除战争之祸根也。本书末附中国与安南一文亦即发挥此意。

此次世界大战后,苏美英诸领袖,既欲以道义造福人群,当然对于不平等苛政,不仁义权利,必须铲除或改善。华侨亦在联军之列,战时共同遭受惨苦;战后各属居留地政府对于华侨,不宜仍照以前苛待,而应改善待遇。例如以前各属地之限制华侨人口,征收人身税,禁止土地权,限制教育,及其他不平等条件,以及鸦片公卖等陋政,必须消除或改善。本书中亦常提及此等事。要之,本书虽属实事之记载,然其性质颇有关于社会风化,立身人格;对于轻金钱,重义务,诚信果毅,嫉恶好善,爱乡爱国诸点,尤所服膺向往,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,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。本书节数五百余,头绪繁多,系按时间先后记录,非按事件之性质,故粗观目次,不能明其内容,兹按其性质略分为以下诸项:

一、福建光复时本坡汇款接济及孙总理回国事。

二、集美厦大两校经过及南洋华侨教育事。

三、福建救乡会及济南惨案及其他社会事件。

四、七七抗战后南洋各属筹款会及南侨总会工作经过。

五、机工及慰劳团回国及余亲历十余省见闻之状况。

六、陈仪祸闽及余抗议事。

七、余与蒋委员长毛主席及各战区司令官长等人恳谈之语。

八、日寇南侵华侨抗敌动员及沦陷事。

九、战后补记附“住屋与卫生”“中国与安南”诸文。

十、个人企业追记。


中华民国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)一月二十五日于新加坡怡和轩


南侨回忆录

陈嘉庚著

  印赠验方新编

余二十余岁时,在新加坡见友人珍藏一本药书,名曰验方新编,云某友赠送,无处可买。其时上海书局尚未印售。书内注云,版存日本横槟中华会馆,任人印送。据友人所言及余自己经验,其方颇有应效,故余甚为注意。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,若每村有此书一本,裨益不少。乃备款托香港友人汇往日本定印,每本三角,前后数次,共印六七千本。书面标明“同安集美陈家奉送”。最后一次定印五千本。其时余适回梓,约半年之久,尚未寄到,余及港友屡函日本该会馆查问。据复久已寄出,迨后港友查悉,该书在日本托出口商店代寄,该店寄时适倒闭,致失手续。运到香港日久,无主问领,致被船栈拍卖,料该书必散在广东矣。其后多次与该会馆交涉无效,不但不肯认错,且完全不负责任,由是不能继续印送,不胜遗憾之至。


  登报征求良方


自该次药书被误后,与该会馆遂绝来往,由是有怀莫展。过后多年乃思向上海书局定印,并拟广集国内及南洋经验良方,以增补该书之不足。不但余义务赠送,而公开与印刷家售卖,亦可推广。故不惜报费,在天津、北平、汉口、郑州、南昌、长沙、济南、安庆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、香港、广州、梧州、汕头、及南洋各大埠,登日报广求云,“凡存有经验良方,乞勿居奇守秘,请惠示济众,将药方及住址写明寄交余商店或报馆代转”。并言与“系要印送而非图利,凡有惠寄者待印就时当赠送一本”。月余之间,中外惠寄者千余方。编辑既就,拟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。


 世界书局代印医书


新方编竣未寄,适上海世界书局派代表来洋招股,乃向其定印二万本,国币五千元。将新征各方抄一份。及验方新编一本,备交该局代表带去。数月后如数印就,除分送诸赠方者及余国内诸分行取去赠送外,约存一万本。以半数在闽省分送,半数寄来南洋应各处需求,已存无几。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,“前日寄赠某方,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,而所印书作二两,关系至重,请查谁错”。余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,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。乃请人将全书查对,又觉印错不少,事关人命,抱憾无似。虽欲收回,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。既向世界书局严重交涉,只有认错而已;若认真计较,或须兴讼公堂,亦非余所愿,由是该书遂复失意停顿也。


 自印医书未遂


余原拟定印二万本,后以闽省各乡村如分发普及,须再印若干本,计全省作二万五千乡,小乡一本大乡二三本,五六万本便可普赠,费款仅一万余元。不图前为日本中华会馆运寄失误,而后复为世界书局印错所沮,使余志愿未达。然终不能去怀,乃思重编自印。遂雇一略知医学之人及一书记,专工将新旧方斟酌校对,经历数月全书修正。交本厂印刷部经理陈耀煌君付印。乃挨延日久,及至余有限公司收盘,印刷部被南益购去,而所编书稿陈君竟失于保存,增余无限遗憾。再后战事发生更无暇计及,战后力能办到者,决重行登报征求编印,以遂宿愿也。


 与满清脱离


余年三十七岁,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(一九一○),剪去辫发,与满清脱离关系。是年新加坡道南学校举余任总理。其时校中理事三十余人,后来改理事为校董,总理曰董事长。向黄仲涵捐款一万余元,购置校址。余乃提倡向闽侨募捐四万余元,建筑新校舍。其时国内学制虽已改革十余年,而南洋学校寥寥可数,新加坡只有广帮之养正学校,闽帮之道南学校,潮帮之端蒙学校,客帮之启发学校,琼帮之育英学校而已。女学校仅有广帮一校,余均未有。时社会甚幼稚,侨民只迷信鬼神,爱国观念公益观念均甚形薄弱。


 闽省光复与南洋华侨


我国旧历辛亥年(一九一一)八月十九日,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,民国光复。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,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,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。住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,组织保安会,举余为正会长,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。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“闽省是否光复?都督何人?

此间已成立保安会,筹款救济,覆。”越日黄君回电云“全省光复,都督孙道仁,需款急,请速汇。”即汇去国币二万元,并电云:“厦泉漳素多匪,乞维持治安,款可续汇。”越日孙都督回电云“款收,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,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,至感。”月余之间,计汇去二十余万元。盖光复初,库空如洗,民心动摇,二万元收后,立即宣传“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,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。”云云。由是民气更形兴奋,各处地方安定如常。至全省光复,只福州小有纠纷,立即平息,死伤甚寡。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,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。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,途过新加坡将赴上海,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

款可否帮助,余许筹五万元。其后来电告予,将赴南京需费,予即如数汇交。


 创办集美小学校


民国光复后(一九一二)余热诚内向,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,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,只有自量棉力,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,及经营海产罐头蠔厂。故就新加坡筹备全副机器,并向日本聘一海产技师,民国元年秋回梓经营罐头厂,数月无效(见附录)。集美社始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移来,已历二十余世,男女二千余人,无别姓杂居,分六七房,各房办一私塾,男生一二十人,女子不得入学。各房分为两派,二十年前历次械斗,死伤数十人,意见甚深,兹欲创办小学校,必须閤乡一致合作,将各房私塾停罢。幸各房长听余劝告,于民国二年春所有子弟概入集美小学校,校舍暂假大祠堂及附近房祠堂开幕。学生一百五六十名,分五级,应聘校长教员七人,而同安全县师资连简易科毕业者仅有四人,一人改从商业,尚余三人,乃聘来两人。查同安全县人口二十余万人,只有县立小学一校,学生百余名,私立四校,学生三百余名,连集美共六校,学生不上七百名。师资既缺,学生亦少,成绩更不足言矣。


 县立小学校之腐化


余此次出洋十余年,对本省改革教育事,成绩如何多不知,及回梓办学,始悉教育不振之原因。如同安县立小学校,学生一百余名,十余年未有一班毕业生。其原因为权操县长,由彼委一绅士任校长,教员学生全由该绅招来,若更动新县长,则别委他派绅士为校长,全校更动,教员学生均散去。十余年间县长更动许多次,而该校逐次随之改组。故未有一班毕业。

学制改革初期,以县立小学为模范领导全县,乃自身如斯腐化,不但无毕业生可升师范中学,且影响全县小学校成绩,其贻误可胜言耶。


 闽垣师范学校


同安师资缺乏,闻他县亦多如是。而全省师范学校只福州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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